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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连杰：我一直提出一个观点，当时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要设立珠海和深圳两个特区，就是在那里实验，不是闭门造车，实验，当它实验了几年以后有结果了，它可以在十四个沿海城市推广，是吧？一定先有飞机，才有航天管制，第一个上天的人谁会管他呢，一定有十个八个以后了，大家说不行不行，得有一个游戏规则，咱们谁先飞、谁后飞，在哪儿飞才会有的。如果永远的大家都等待着法律健全了再做事的话，我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现在三十年后的成果。

　　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三字经》的开头也说，人之初、性本善。可见中国人从古至今并不缺少爱心。再看看裸捐的富豪，动不动捐出动则几亿几十亿的财产，还有汶川玉树地震后巨大的社会捐赠额，说明我们现在口袋里确实也能掏出不少钱，用于慈善事业。但有心又有钱却未必能办好事，因为中间缺失的制度以及作为制度保证的法律，是整个慈善事业中关键的一环。历史上，农耕时代的慈善事业有一系列乡规民约来保证，后来计划经济时代慈善事业以政府为主体，而现在进入了市场经济，相关的制度建设当然也应当跟上社会变迁的脚步。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其实，把一颗颗爱心，一件件好事凝聚成一股慈善潮流，形成一种社会氛围是一项更艰难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