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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官方网站上获知，“壹基金”是从2006年12月8日与中国红十字总会签署合作协议的，与红十字会的合作期限为3年，去年就应到期。据悉，外界关于“壹基金计划”面临中断一事系误读，李连杰致力于推动“壹基金”实现全面转型才是“正解”。“这件事情一旦办成，壹基金将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办的公募慈善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对记者说。目前“壹基金”公募基金会还需等待官方最终批准。

　　这样一来的结果是，机构的筹款渠道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如果是在工商注册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开给捐款人的发票，只能是工商的发票。每当有合资企业或国外企业为他们捐款，当得知按相关规定，他们不能给人开出可以享有免税待遇的发票时（因按国外有关规定，慈善捐款人可以持此类发票获得减免税），都会遭到对方的疑义，许多大的捐助款项，也都随之“流产”。这些“草根”NGO筹款渠道不畅是必然的，只能“搂点小草”打“擦边球”。

　　两相比较：内资企业的所得税比外资和合资企业高了6%，也就是说，如果同是1000万元，国内企业就要比外企和合资企业多交60万元。国内企业的赋税要比外企和合资企业重；其次，进行公益捐款，还要面临3%的上限，多捐还一样要多缴税，捐了也白捐；外资和合资企业则没有上限限制，捐款可计入成本。第三，相对外企和合资企业而言，政府对国企的“影响力”还很强大，一个“”下来要求捐款，国内企业还不敢不捐；外资或合资就要自由得多……这些因素集中凑在一起，内资企业还怎么“干得过”外企和合资企业呢？

　　在发达国家，一旦出现募捐丑闻，很快就会有独立的评估机构趁势而起。以美国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美掀起了一股对难民、饥民的捐赠热潮。由于少数机构在里面浑水摸鱼、从中渔利，而导致了民众对捐助信心的丧失。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一些民间组织的管理人员、学者、律师和会计师，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评估机构“全国慈善信息局”，定期要求劝募组织将所有信息按标准先进行自我评估，然后提供给该局；再由局里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遇到可疑问题便着手进行调查，并将结果定期上网公布。

　　在美国，NPO实际上从两级政府并没有得到非常苛责的监管，如此，就要求NPO有很好的自我管理功能。比如：董事会成员从组织授薪的，必须低于10％的比例，以避免因牵扯到个人私利而影响组织政策的制定；对于年筹款额达到一定数量的组织，要求他们的财务报告必须接受独立认证公共会计师或公共会计师的审计。对审计部门的审计结果，可进行考量评判，以防止一些审计部门由于收了送审单位的钱或者由于对相关专业不甚了解，得出不宜的数据。

　　据“为城市提供面包”的执行主任乔治·琼斯介绍，2003年，美国政府官方公布的贫困线标准是，一个美国四口之家，年总收入在18810美元或低于这个数字被认为是贫困家庭；大约有10%的美国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全国贫困总人数达3590万。为应对贫困，许多家庭不得不接受类似“为城市提供面包”这类社会服务性组织的救助。符合标准的家庭要按家庭人口数目、按比例每月在此领取一定的食物和衣物。而该组织要想生存，每年需有约400万美元的现金支出，据悉这其中约有40万美元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支持。

　　美国亚洲基金会的副总裁巴纳特博士介绍，美国政府愿意以间接或非间接的方式，支持扶助NPO的发展，而非自己出面去操持。白宫总统助理兼宗教和社区活动办公室主任詹姆斯·托维这样解释：“政府可以提供资金，调动军队救援，提供必要的物资，但是它不能提供更具体的服务，诸如遭受灾害的人群的心理康复、社会关系重建等，而非营利组织能够做到，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各种服务，包括志愿服务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相互信任和网络，形成社区组织和社会关系。”